合作资助，2008-2013
[English]
2013
- 集约化农业生产中农业工人的健康需求和满足研究
王一洋，昆明医科大学
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该意见对农业集约化生产方式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农业集约化生产方式推广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相比传统农业，这一新型职业将使从事种植业的工人更集中地暴露于农药，而使从事养殖业的工人更集中地暴露于人畜共患病。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关注点包括：农业工人相比传统农民存在哪些新的健康危险因素，其健康保障的需求情况及现状，农业政策对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现代化农业对环境的影响。项目将评估农场使用化学品的频率和水平，工人对风险的认识和采取的保护措施。将通过工人和地方卫生部门收集关于集约农业中种植业工人农药中毒事故和其他健康影响的信息。对于从事养殖业的农业工人，将收集人畜共患病、与暴露于集中养殖的动物废物和抗生素及其抗药性相关的疾病的信息。
本项目希望提升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并为健康服务如何更好地满足新型职业群体的需要提出建议。
项目负责人为王一洋和方菁。其合作团队包括来自云南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专家。项目开展地为云南省元谋县（集中种植）和禄劝县（集中养殖）。项目将建立在IDRC的EcoHealth项目前期在元谋的工作的基础上。
2012
- 云南省农村卫生系统应对环境污染所致健康风险的研究
方菁，昆明医科大学
《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于2007年制定，其中要求我国卫生系统应对环境导致的健康风险。本研究评估了该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包括探寻云南省的农村医疗体系如何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分析政策、财政、技术和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其应对能力；以及对如何更有效地监测和应对农村环境健康风险提出建议。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矿产资源丰富，从而也导致了在一些农村地区，采矿业带来的铅、镉和其他重金属污染严重威胁健康。集约型农业和畜禽养殖业导致的非点源污染也是一个问题，既影响生产者健康，也通过食物影响消费者健康。本项目的研究点包括四个县，其中两个县面临采矿业和工业污染问题（会泽和曲靖），一个县面临集约化畜禽养殖的问题（丘北），另外一个则是集约化种植业的问题（元谋）。项目团队对当地卫生系统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试图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环境健康风险的，以及当地能够用以监测和应对这些风险的资源和管理能力。
团队成员包括来自公共卫生管理、医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
- 水源地上游山区畜禽养殖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苏时鹏，福建农林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公共管理系
本项目探讨了在福建北部的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和健康与农村生计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该项目研究地是下游地区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地，但畜禽集中养殖带来的污染正日益严重地损害水源，威胁当地生态系统和人们的健康。由于涉及到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尤其困难。本项目的负责人苏时鹏，是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他的学术背景为公共管理，其它团队成员包括来自生态学、畜禽养殖、环境工程和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者。
福建省是我国的生猪生产大省，2012年产量超过150万吨。但大多数生猪养殖都在山区开展，规模相对较小，且缺乏污染控制，畜禽养殖从而成为下游地区饮用水安全和其它农业活动的威胁。然而，由于其需要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且对技术要求较低，生猪养殖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并且由于山区地区村民能够饮用干净的泉水，对河流和地表水的污染并没有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饮水安全，因此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动力在污染控制方面进行投资。小型生猪养殖场在山区各地零散分布，政府部门监管其生产也非常困难。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尽管福建省于2012年2月1日出台了《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明确说明禁止在水源地新建或扩建畜禽养殖设施，但政策的落实仍有待加强。
在过去的两年中，该项目探讨了农村地区发展、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关系，检验了生活垃圾、废水和畜禽养殖业带来的污染的严重程度，以及“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政策的实施。项目研究发现，尽管政府对废水处理设施和固废处理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些投入并非建立在对居民人口数的准确计算上，也没有考虑人口外流的影响，投入与实际需求并不匹配。与此相反地，在日趋严峻的畜禽废物处理问题上，设施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此外，由于上游和下游地区的政府官员与居民的利益诉求和对问题的理解差异很大，形成合作的可能微乎其微。
项目现阶段关注如何更好地理解畜禽养殖业对农村生计的意义，探讨政策怎样激励农民减少污染。主要通过对利益相关人和村民社会网络的分析来开发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综合模型，以便用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管理畜禽养殖业。
- 贵阳拾荒人群的人类学研究
杨力超，北京师范大学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非正规的废品回收行业在中国城乡结合地区快速兴起。废品回收者长期暴露在各类污染中，居住环境恶劣，容易受到各种伤害和疾病的侵袭，因而其预期寿命也较短。废品回收者较差的健康状况和废品回收点的恶劣环境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力图理解废品回收者的个人经验，以及政府政策在监督管理城乡结合部非正规废品回收行业从业人员的健康问题上起到的作用。
城市化、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固体废物产生地。2004年，我国城市固废产生量约为1.9亿吨，预计这一数字到2030年将会达到4.8亿吨（世界银行，2005）。根据2004年的调查，我国约有130万人口在城市地区从事正规固废回收工作，而非正规行业的从业人员则高达250万，主要以销售收集来的废品为生（InterChina，2004）。除了废物量的快速增长，缺乏市一级的回收体系也促进大量非正规废品回收者的产生，他们往往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受教育和收入水平都很低。
废品回收者常常在居民区、街头的回收站和垃圾填埋场寻找废物，并通过在垃圾填埋场寻找和焚烧废物来获得金属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物质。露天焚烧释放颗粒物、一氧化碳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二恶英）等有毒有害物质。除了化学品焚烧和颗粒物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废品回收者往往还面临刺穿伤、背部受伤和交通事故等健康风险。废品回收者的居住地一般距离填埋场较近，且环境较差，大都没有医疗保险。
为了更好地了解废品回收者面临的环境健康风险，并探寻通过政策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本项目在贵阳市的社区开展了人类学研究。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贵州医科大学及贵阳市疾控中心合作，并引入了公共健康领域的人类学家。
2010
- 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及其应对策略——基于若干癌症村的实证研究
陈阿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该项目探讨了中国的“癌症村”现象。通过对5个项目地的详细分析，项目探索了评估工业污染的健康影响的复杂性，以及影响村民应对健康风险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复杂性。研究团队在广东、河南、江西、江苏和浙江的五个污染类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本类型各有差异的地点开展了实地调研。项目收集了当地基本的人口学和经济情况数据、主要工业以及尽可能详实的人口健康现状信息。除了通过简短的问卷收集概括性信息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团队还回顾了现有的官方资料和媒体报道，并与村民共同生活和工作，开展了参与式观察。
尽管项目地都被当地人或媒体认为是“癌症村”，本项目的研究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法明确证明污染与癌症直接存在或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长潜伏期，以及与基因、生活方式和其他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意味着几乎很少有案例能说明污染与癌症之间能够建立确实的因果关系。大多数案例则是一个位于两极之间的连续谱。本研究团队认为“癌症村”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种：1）确定的认识, 即到目前为止癌症-污染关系已经被证实；2）有较多依据的猜测；3）有较少依据的猜测；4）完全不确定，或到目前为止只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猜测。
尽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癌症村还是成为一种“社会事实”，提高了人们对污染与癌症之间关系的意识，以及催生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应对。在这种不确定性面前，村民们通过设法关闭工厂、搬走和改变水及食物的来源等方法努力避免他们以及认识到的风险。经济和社会因素都对他们的应对方式及其与工厂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本项目的成果很快将以专著形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中国农村城市化中的垃圾管理挑战
赖立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项目检验了伴随我国农村地区城市化而出现的日常卫生和环境健康问题，追溯了环境健康问题变化的方式，以及农村居民应对这些变化的方法。本项目由来自北京大学的医学人类学者赖立里与河南省疾控中心合作，在河南农村开展了田野调查。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与村民、政府官员与村医的深度访谈。本项目还对低成本的水质监测设备进行了实验性运用。 本项目发现，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村环境危机”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本项目开本项目发现，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村环境危机”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本项目开展研究的县已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年轻人前往城市打工，这增加了家庭收入，并且迅速改变了当地生活方式。相应地，生活条件的变化也带来了城市生活方式制造的新型的垃圾。然而，与城市不同的是，农村地区缺乏处理这些垃圾的设施与服务。在过去，农村居民的大多数食物都是自家种植的，食品废弃物一般用于堆肥，而现在，更多地购买食品造成食品废弃物的增加。各种包装物也更为精细，且往往是不可降解的。而有组织的垃圾回收在农村基本不存在。
缺乏废水处理设施的冲水厕则带来了生活废水的问题。饮水改善工程提供了自来水，村民不需要继续以地表水和地下水作为饮用水，减少了对水质的担忧。检测显示一些水源地的水中砷和汞含量超标，但尚未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
然而，这些问题尚未成为地方政策或当地村民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更多地关心经济发展，也不认为垃圾会在短期内造成健康威胁。与此同时，村民欢迎研究者来检测水质，并对检测结果抱有期待，希望检测结果能够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本项目还发现，总体而言，女性村民比男性村民更关心环境退化。
2009
- 农民工的环境相关疾病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反思
陈传波，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由于农村流动人口大都从事比较危险的行业，且其居住环境较差，因此常常暴露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健康风险中。但是，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容易，农民工往往在生病或受伤后返回其流出地农村。本研究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探寻了职业伤害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和其他损失。这些分析是建立在POVILL大型农村健康调查所获得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基础上的，关注该样本中的农民工。陈传波还专门进行了一系列深度访谈，这些访谈的对象是受到严重职业伤害的返乡农民工，试图通过访谈了解他们受伤时的情况，雇主的应对和赔偿，随后的治疗和护理所需的医药费用以及对其家庭的影响。他发现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赔偿金额都远远不够负担伤病的治疗和日后的护理费用，而农村医保制度也不承担这些费用。除了治疗的费用，家庭成员也往往因为需要照顾受伤的子女或兄弟姐妹，而不能从事生产劳动，导致家庭收入的进一步损失。这些研究发现对探寻农村新医保政策下如何向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对如何评估人口流动对农村地区，乃至全国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也有重大作用。由于很多环境相关疾病都未被医保政策覆盖，本研究不止对农民工，对其他农村居民都有着意义。
本研究相关发现请见这里。
- 环境与健康：深圳外来务工人员调查研究
牛建林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
本项目检验了深圳市与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相关的环境与健康问题。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经验对其他很多城市化进程开始较晚的地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开展。项目回顾了深圳市的移民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政策转变，追溯了政策从控制到流动人口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变化过程。通过在深圳市3个区的问卷调查，研究团队收集了当地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现状、身体/心理健康状况、健康知识与行为、保健设施的获得和需求及其障碍、居住环境、工作环境、收入和职业等方面的数据。
研究团队发现，作为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相对的年轻人群，移民劳工的健康水平相对较好。他们自报的疾病最常见的是贫血与胃肠系统疾病，以及其他疾病，包括失眠、肩颈背痛、高眼压、皮肤病和记忆损伤。尽管他们的相对健康状况较好，但流动人口受到一些心理问题或压力的困扰，如焦虑、孤独、紧张和压抑。只有半数的受访者感到有自信或能够处理好个人的问题和麻烦。
项目采用了最优尺度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务工者环境与健康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健康状况因个人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而存在重要差异；在控制人口、社会与经济差异的条件下，环境因素对健康存在显著影响；在控制人口、社会与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个人的健康行为、社会支持等因素有利于降低不利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在在考虑了个人健康知识、行为与社会支持等因素后，不利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略有下降。
有证据表明，在政策层面，一些规章制度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如每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等。现有的政策法规在保险和其他福利的提供方面也有诸多不足。
尽管如此，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深圳在发展和改革政策以提高劳动者（包括流动人口）的工作环境和福利方面仍起到了领头作用。例如，深圳市早在2005年就发布了极端天气下暂停工作的法规。
此外，地理位置与更广泛的环境-健康关系也有关。深圳位于香港以北，供应香港90%以上的使用淡水。因此，深圳市的企业需要遵守严格的排污法规。即使在非标准化的楼房，也实现了市内下水处理设施的标准化，几乎所有建筑都通了自来水。这些都对城市的整体环境有所贡献，也有益于流动人口的健康。
2008
- 农村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纳入公共计划和预算研究：以江西省为案例研究
王小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本项目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江西农业大学合作，通过 江西的一个具体案例，探究了农村居民在获得安全饮用水方面的困难。项目团队包括来自人类发展学、农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项目回顾了国家层面安全饮用水的相关政策，以及在地方层面实施这些政策的机制，包括预算安排和项目批准与落实机制。项目还检验了该县环境对农村饮用水的影响，分析了“十一五”计划的实施，重点关注饮用水改善项目的计划过程和资金落实。截至2007年，江西省只有49.5%的人口饮用自来水，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第24，全省有超过一千三百万人口尚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本项目发现，尽管农村饮用水的供给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改善，但水质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地方通了自来水，但除了少数县办或国营农场，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洁净的或经过处理的自来水水源，并且对农村水源地的水质缺乏常规监测。尽管该镇的自来水每年进行检测，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只有村民自己付费才能得到检测。水源主要受到化肥、农药、畜禽粪便和生活废水的污染。很多地区也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旱季。
提高水质并未包括在当地扶贫策略之中。根据贫困村整村推进开发项目，每个贫困村将在五年内每年获得来自国家和省级政府的10万元人民币。但资金需要在公开讨论后进行分配，而贫困地区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迫切需求，饮用水并非总能得到优先考虑。根据“十一五”计划，该县制定了截至2010年，缺乏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十二五”期间减少一半，2022年解决全县人口安全饮用水问题的目标。然而，改善饮水的资金来自中央政府，项目将直接补贴中部和西部省份。东部地区的县需要自己提供配套资金，这对贫困地区来说比较困难。制定和实施项目的过程涉及到多个部门，包括发改委、水利和卫生部门。本研究发现，部门之间管理职能的划分仍然不清晰，由哪个部门负责农村饮用水质量也不明确。对三个村的案例研究详解了实施饮水改善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
- 九龙江流域营养盐控制与公共健康
张洛平，厦门大学
本项目探究了影响福建省九龙江流域的非点源污染源的来源及其健康影响。研究团队发现，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畜禽养殖业产生的废弃物、化肥的使用与生活垃圾。研究报告回顾了美国、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应对非点源水污染的政策和技术，以及中国在管理农业非点源污染方面的法规制定过程。该项目还开展了问卷调查，以理解上游地区居民对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态度。在研究的基础上，向厦门市和福建省政府提出了建议。 - 农村居民对工业污染带来健康风险的理解与应对
张艺蕴，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
农村地区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之一。乡镇企业在提供就业与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和长期健康影响。本项目通过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探寻云南农村居民是如何理解和应对当地一家化肥厂带来的健康风险的。该研究建立在Benjamin Van Rooij在该地区的前期研究基础之上。研究团队发现，尽管往往认为村民对污染的健康影响缺乏认识，但事实上村民对此有着复杂的认识，并且自发形成了一套“lay epidemiologies”，以识别新的和不寻常的疾病。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建立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有所认识，这一点也使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要求工厂对产生的健康影响负责。将对问题的认识转化为行动也并不容易。尽管村民一开始抗议和要求体检，但在面对工厂的不同意和逐步习惯于生活于污染的环境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满足于——并且依赖于对稻谷损失的赔偿。
本项目汇集了来自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云南大学、云南社科院以及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其学术背景覆盖公共健康、医学人类学、农村发展和法律。
如需了解本项目已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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